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乡融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产业基础更加坚实，数字赋能作用日益凸显。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指出要着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坚持统筹协调、城乡融合。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因而，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全面挖掘数字经济破解产业空间束缚、优化要素布局、均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新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对一、二、三产业具有极强的渗透性，通过与城市传统产业、农村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结合，不断涌现以智能工厂、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途径。

首先，数字经济拓宽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过去，城乡产业融合多是发生在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或内部，一种或两种产业通过要素交换、产业链延伸、提供配套服务等方式建立城乡间产业联系，从而实现融合。例如，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融合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延伸产业链，将城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家庭农场与普通农户置于同一价值链中，从而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这种城乡产业融合受限于传统技术范式，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壁垒，信息获取和挖掘利用难度大。数字经济的横空出世激发了产业融合创新，形成城乡全产业链由线下向线上融合发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不同行业、企业以及市场间的信息壁垒，挖掘大量生产者、市场上下游主体以及消费者生产的海量数据，分析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进行交互连接、融合使用，使数据的价值大大增加，从而催生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如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共享生产平台等，将信息要素与物质、资金等要素重组，使产业链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产业边界被打破，产业融合空间得以拓展。

其次，数字经济促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2020年国家发改委发文，将“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上升到国家层面，借助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实现城乡产业的紧密“联网”与深度融合。如，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流通营销、农旅产业等数字化改造升级，拉长特色产业链，使得智慧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必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能够以工业应用为核心，基于原材料质量和数量的稳定需求，反向推动上游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协同发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物流、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势头强劲的现代服务业可向上整合供应链，以数字化供应链带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最后，数字技术加快了城乡产业融合速度。数字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平台和经济主体可以通过“产业互联网生态圈”内的技术溢出与扩散获得技术进步，当这类技术扩散到农业生产中后，便可以激励农村经济组织数字化改造，加快农村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乡村建设，形成与城市经济相配套的现代化农村经济，进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明确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一道，成为完善要素市场配置的范畴。城乡融合所拓展的巨大市场是数据要素实现资源价值、提高要素贡献率的重要场所。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效配置城乡要素、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数据进入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中，能够参与该过程的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

一是数据要素促使城乡要素生产率提高。数据要素具有共享低成本性，相比传统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有利于城乡要素融合发展。由于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可共享、非消耗等特点，从而导致数据共享的成本较低，通过建立城乡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数据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双向流动。就数据使用主体而言，数据要素还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数据的价值还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因此，不同数据平台还会主动联合，提高数据要素城乡间流动速度，加快要素使用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有助于传统要素在城乡之间精准配置。数字经济的出现给劳动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就业机会，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式。就业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降低了乡村剩余劳动力来城市寻求工作的门槛，提高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数字普惠金融等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融资主体的外源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门槛，推动城市资金向农村下沉，使在传统金融体系下受到“排斥”的农村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可以较为容易获取金融服务，进而提高资金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

另外，在数字经济共享平台效应作用下，信息流不再被城市供应链里的巨头企业进行垄断性分配，市场需求变化被迅速感知和反馈。因而，通过打造城乡信息技术对话平台和城乡共享的服务信息查询“云平台”，能够破除城乡信息壁垒，使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农产品生产者、供应商、物流渠道商、产品加工商、消费者等不同角色传统定位悄然转变，互联互通，逐步将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利用，从而实现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推进城市优质教育、医疗以及人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异地化使用，合理化分配。“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数字接入鸿沟有所弥合，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从2016年底的36%缩小到2021年6月的19.1%，网络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在“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依托数字经济高效发展，不断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互动发展，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加快走好城乡一体、融合均衡发展之路。

一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教育体系，让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基于互联网平台，可以自由分享城市示范性学校和名师所开设的各类公开课、精品课和慕课等学习资源，让农村学生可以以较低成本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公共教育资源城乡共享。截至2021年底，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已从2015年的69.3%上升到99.7%，通过开展“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同步课堂”等，让更多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孩子享受到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二是数字化协同应用可以提高城乡社会服务的普惠水平。如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实现提档升级全覆盖，城乡居民可以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现代数字技术与城乡生产生活全面融合。如，借助远程技术，村民能够实时接受城市医院医生会诊；通过大数据中心对接卫生专网，让村民享受城市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针对农村转移人口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社会保险关系网上转移接续，等等。

三是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数字生活。“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消费实现快速增长，持续拓展数字生活新空间。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消费呈现高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发展将带动数字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进一步丰富民众的数字生活服务供给。在“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大数字生活产品供给，提升民众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四是通过城乡智慧治理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比如，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提升村务、党务、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城乡治理一体化。通过“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形成线上线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等等。利用数字技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总之，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可以让集中在城市地区的资源向乡村流动，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共享，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作者：侯志茹，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19BJL050〕的阶段性成果）